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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棣如何谋权篡位的呢 他成功的原因又有哪些

在众多史料里,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,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。但是不容否认的是,在当时,他却是诸藩王中令朱元璋最放心的人。

朱棣如何谋权篡位
朱棣如何谋权篡位

朱棣篡位成功后,为其篡位寻找“合法性”,对史料大加篡改,比如加上了如“皇太孙”陷害燕王,“燕王”屡受“太祖褒奖”之类的虚假情节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,朱元璋生前确对朱棣之器重,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,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“棣儿类我”,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。

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(公元1390年)明军北征蒙古,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,大破蒙古军,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,招降五万人。捷报传到京城,朱元璋喜不自胜,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:“棣儿类我”。这段典故也就被鲁思俊收录在其个人文集《西子丛话》中。靖难之役时,鲁思俊已然作古。

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文讲师的身份,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。而朱棣也再接再厉,两年后的三月,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,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,再乘胜追击,打败当时北元“柱石”哈刺兀。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,横空出世的朱棣,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“将星”。时人“燕王善战”的评语,诚为实情。

而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,在当时的诸藩王里,却是个口碑甚好的人,既无秦王的骄横,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,早在洪武九年(公元1376年)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,就留心民间疾苦,史载“民间细事,无不究知”。

自就藩以来,在其属地爱惜民力,巩固军屯,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,在洪武十八年,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,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,滦河水利,多次亲临工地“带头示范”,终使当地“灌溉千里”。营建北平城时,动民夫数万,“补恤甚厚”。

边境操练演军时,但凡有践踏民田,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,一律重金补偿。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,强调“不与民争利”,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,“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”。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,也毫不手软,多次接受乡民诉状,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,惩治多名贪官污吏。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,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。

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(1391年),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(后勤部长)刘通贪墨事发,朱棣令刘通持刀,与麾下遭克扣的三十名士兵相搏,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。甚至就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,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,国公徐辉祖就建言:燕王“深得民望,军纪严明,冠于九边,不可轻视也。”

在洪武朝时代,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,甚至连当时朝中以“忠直敢言”著称的几位“直臣”,对他也赞不绝口。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,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,却惟独对朱棣推崇不已,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:“若诸王以燕王(朱棣)为楷模,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,实为大明之福”。

太子朱标巡视北方,归来后在位晋王,秦王开脱的同时,也称赞朱棣“四弟(朱棣)安民营边,仁勇兼有,为边陲柱石也”。对于素来痛恨贪官污吏,崇尚简朴,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,这一切自然增加了不少“印象分”。

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“柱石”,而心怀大志的他,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的,却是他的“不争”。洪武二十一年,二十三年,朱棣两次北征得胜,卓越战功,却只得到朱元璋“宝钞十万贯”的封赏,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,然而晋王得赏后却尤嫌不足,时常牢骚满腹,朱棣却毫无怨言,相反屡屡上书,坦言自己“功不及赏”。如此“谦虚谨慎”,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。

洪武二十五年(1392年)太子朱标病逝,朱标之子朱允文被立为皇太孙,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,遂向朱元璋进言:蓝玉是“跋扈将军,日久将尾大不掉,恐祸及太孙(朱允文)”。终令朱元璋杀心顿起,次年大兴“蓝玉案”,株连数万人。而朱棣却凭此举,既向朱元璋表明了“立场”,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。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(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,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文的舅爷)可谓一举多得。

但纵使朱棣巧妙“表现”,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,但在朱元璋眼里,朱棣最终只是个“柱石”,却做不得“天子”,原因正在“棣儿类我”的一句话上,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,是一个宽容的“仁君”。而不是自己“刚猛治天下”的翻版。

“类我”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。而就实力而言,朱棣尽管权镇一方,在当地“深得民望”,其军队也“骁勇冠九边”。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的关系论述,我们不难看到,朱棣的边上,是两个已被“治服帖”的哥哥秦王和晋王。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,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,就令他难有动作。这个“权力的平衡”,若无意外,朱棣是无法打破的。

但意外偏偏发生了,洪武二十八年(公元1395年)秦王朱樉病逝,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,在令朱棣这个中央的“最大威胁”扶出水面的同时,却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。秦,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,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,出兵与朱棣争锋却并非对手。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,最终有了“靖难之役”三年的战火连天。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:天佑燕王,祸及苍生。

但对苍生来说,这样的“天意”究竟是“福”还是“祸”,清大儒谷应泰对此却有另类的看法:“靖难三载,虽杀戮甚重,藩镇之患却终消解,倘无此役,任诸侯尾大不掉,唐末割据恐重演也。”此言确有道理,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“靖难之役”,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,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“削藩”,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,终建成了大明朝的“中央集权”,保持了国家的稳定。否则,若干年之后,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。靖难之祸的结局,确实是“福所依”。

但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,靖难之役后,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“有样学样”,下诏将九边“藩王”逐一内迁,导致北方防务大损,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“缓冲地带”逐渐沦陷,蒙古部落日益南下,肆虐大明边关。

“土木堡之败”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“三万精兵护卫”,尽数南迁至福建,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“建州卫指挥使”,世袭镇守。二百多年后,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,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:清太祖努尔哈赤。福兮,实为祸所伏。

编辑:王景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