>历史揭秘>建国初上海改造3万娼妓纪实:姐姐妹妹站起来

建国初上海改造3万娼妓纪实:姐姐妹妹站起来

“1952年国庆节前洗的手,是最后一批妓女……大跃进那一年结的婚……”1983年的某天,一个64岁的退休女工人俞欣芝(化名),向作家张辛欣及其伙伴述说自己一辈子的遭遇。

娼妓
娼妓

“由于我们刚进上海的时候,没有准备好,如果马上取消(卖淫),谁给她们饭吃?”三年之后,1986年11月,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追忆了自己参与上海接管和改造的经历。他的对面坐着美国学者贺萧。

一个19岁加入中共闹革命,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,曹漫之和俞欣芝的人生记忆,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。不过,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,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妓女之一。

1949年5月初,离上海两百多公里的丹阳县,曹漫之频繁参加上海接管改造会议,议题之一是禁娼。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。

而在上海知名“风化区”会乐里,俞欣芝依旧接客。此时的上海,像她一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,还不包括从事隐形性交易的吧女、女招待、“按摩师”、“女向导”等。

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来说,清除娼妓是让中国变成强大、健康的现代国家的必须动作之一。但进城后怎么着手?有干部认为一天也不能忍,应该立即禁绝。曹漫之找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党内外干部,大多数却主张要权衡现实,不能马上取缔。

自1938年起就多次参加解放区禁娼运动的曹漫之遇见了新难题。十里洋场中,“青洪帮”和“他们羽翼下的各种社会腐败组织”,以及包括娼妓、职业乞丐、扒手在内的“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”盘根错节,每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。更重要的是,如果禁止妓女从事性交易,就得给她们提供饭碗。30多年后,曹在《上海娼妓改造史话》前言里还感慨道,“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妓女的改造”。

“在解放以后,妓女还在街上,所以我们的干部有意见,民主党派也有意见。”有一天刚躺下准备休息,有人就来批评曹漫之。他说,“你睡觉睡好了,是不是?我睡觉还没睡呢。我现在房子还没有准备好,怎么能收容?收容起来,当天就没饭吃,把妓女又变成乞丐啊?那么这算什么政策。”

曹向贺萧回忆,“我们确实没有办法,……还得准备一批干部,而我带进来的干部很有限。我接管市政府,接管法院,接管监狱,接管区公所,接管国民党行政院在上海所有的办事机构。一共接管五百多个单位,给我的干部只有28个人,我们怎么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呢?”

“这段时间完全是不得已的,绝不是我们的心愿。”在接管上海之后的两年里,曹漫之“忍着心里的痛苦”,耐心地准备着。

5月10日,进城部队做报告的第三野战军负责人在谈到税收问题时强调,“既然娼妓还存在,当然也还是要收……”5月27日,上海宣布解放,继续给妓院和妓女发执照并收捐,同时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限制:禁止接待公务人员,贩卖毒品、赌博、摆设大型酒宴,如果逼迫妓女违背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,或将她扣留,妓女可以控告他们。

编辑:王景略